扶风的春天

扶风缺水，又常年刮风，天空旋起微尘，一年四季都灰朦朦的。冬天很漫长，春天来得晚，你还没留意，麦子已经抽穗，感觉没有春天似的。
一九八六年的邮电学校，座落在扶风县城北坡。上课的情形差不多全忘记，似乎最初还有趣：教语文的任伯虎老师，不照本宣科，从《诗经》开始讲起，一部中国文学史下来，全班同学都成了才子。王老师讲哲学妙语连珠，不带课本，没有教案，手里捏个粉笔头，他的课从没人请假。可惜，他俩的课都只有一学年。后来，课堂上渐渐沉闷起来，一听到下课铃声，就有人把碗勺弄得锵啷啷响。我常常走神，瞅着窗外树枝上的麻雀发呆。在教室和围墙的夹道里，斜长着一株白杨树，枝条丛生，没有顶，永远是碗口般粗细。冬日里，光秃秃的枝条，剑似地刺着阴沉沉的天空。有时候像皮鞭一样挥舞，抽打着凛冽的寒风，也抽打着教室的外壁。到毕业时，我已经掌握了一套用树枝和麻雀判断节气的本领。
我们是在春天离校的。毕业考试前夕，先是论文答辩，再下来是留言、话别和聚餐，也有跑分配、想留校的。我心如止水，已经捆好行李准备回商洛老家，就常常怀了一种悠闲的心情到原野里去。尽管白杨树的枝条已经胀起一点绿意了，但外边还是冬天。登高远眺，只见长风斜阳，旱原颠连，孤树枯草，荒村犬吠，一片萧瑟景象。回望半坡上的学校，听得远处操场上欢快的嬉闹声和篮球捶打着大地的赤胸，我忽然有点伤感起来。心想，也许自己一生最值得珍惜的美好时光，已经这样悄悄地溜掉了。不由得生出鲁迅先生对百草园的感情来：别了，我的操场；别了，我的麻雀，还有白杨树。

当我们揣着单程车票，耳边的汽笛声渐行渐近的时候，同学们不约而同地想起了任伯虎老师。四年前，他刚大学毕业，和我们一起进校，便当了我们的班主任，带了两年，又辞掉了。原因是他发现自己班上的同学比别班的深沉，而且越来越深沉，就疑心自己有鲁迅一样的“毒气”，影响了青年。其时，班上也正有几个精于世故的背后笑他迂，深怕受他影响将来无法在社会上立足。奇怪的是，真到将要走向社会的时候，却都又想起他来，想念他峻洁的人格、鹰一样犀利的目光和孩子般羞怯的神情。

于是，在离校的前一日，四十个男女学生，簇拥着他们兄长般的任伯虎老师去踏青，算是告别。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，翻过旱原，穿过村庄，避让着拉水的架子车队，最后，撞进了一条峡谷。大家被眼前惊呆了。

谷口，流淌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，两岸芳草萋萋，绿树成荫。草地上晾着红红绿绿的衣裳，空谷里回荡着捶衣声，却不见人。越往里走，地势越开阔。水边松软的泥土上，芦苇刚冒尖，菜花正黄，蜂歌蝶舞，杨树直，柳树歪，密是密的好，疏有疏的妙。尽管大家都不大说话，深怕刺破了这原始的寂静，但脚步声还是不时地惊起三五只罕见的水鸟。小河，像一条蛇，浅浅的，静静地从谷底游过，不知从何处来，也不知向哪里去。问当地同学，竟不知有此谷，更不知谷何名，一时间流连忘返。任伯虎老师说，今生有缘，十年之后的今天，咱们在此重聚。大家齐声说，一定。诗人老坎说，到那时算上老婆、老公和孩子，人数要翻番。众皆大笑。
2000年4月26日，是我们相约的日子。我早早打电话联络，结果很是失望：有的同学早已不记得这回事，有的虽则记得，但忘了时间。问起当地的同学，回说学校搬迁以后，原址很快破败。那条淌着河的幽谷，也早被改造，种上了荷花，还取了名。我顿时兴致索然，甚而觉得自己很无聊。
十年时间，不算长，也不算短。一句话，好说，不一定好做。我在自嘲的同时，更深刻地理解到大家的艰难。四十一个人，不论做官，还是打工，聚来都不容易，重回过去更难。纵然相见，除了回忆过去，又能怎样呢。何况，四十一个人是永远不可能聚齐了，大巴山深处的刘光清君——我们可爱的小妹妹，早已因病远离了人世。4月26日，我把这个日子写在一片春天的红叶上，夹到日记里。
扶风的春天，来得晚，去得又急，就像没有一样。但我所见过最美丽的春天，却正是在扶风。

近些年，曾多次回扶风探访母校，那里的遗迹在一点一点地消失，脑海中的一砖一瓦、一草一木、一言一行却越来越真切。母校学风盛，校风正，情谊浓，给了莘莘学子充足的营养。你不负我青春，我不负你一生。惟愿母校青春永驻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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